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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梁远给苏良宇的经费是国内其他集成电路生产厂和研究所望尘莫及的，不过相对于庞大的花销来说还是十分的紧张。

    为了节省费用，苏良宇在芯片实验室的非关键设备上，都在尽可能的选用了国内生产的替代产品，而盛京市内的电子企业正好占据着地利的主场优势。

    作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整个盛京绝非浪得虚名，早在五十年代共和国第一台集成电路制程核心设备离子注入机就诞生在盛京科学仪器厂。

    在集成电路制程设备中应用最广的是真空技术，盛京真空技术研究所是未来共和国唯一的国家级真空技术研究中心，梁远的母校东大，也拥有国内最好的真空实验室。盛京自动化研究所也是国内最顶级的自动化和工业机械人研究基地。

    可以说集成电路制程设备制造所涉及的加工工艺，在盛京都能找到配套厂商，梁远若是组建一条十五微米工艺的中等规模（msi）集成电路生产线，根本不用就离开盛京，所有的设备在本市就能完成采购。

    面对如此雄厚的工业基础，苏良宇当然不会白白放过，实验室中试、小试设备中用于生产的扩散炉，用于检测的探针台、各种压力表、电磁阀、真空计等难度不高的设备都是在盛京本地定制的。

    为了和国外的核心设备配套，苏良宇在设备价格上放的很宽，却在设备的精度、使用寿命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要求，不得不说国内的技术若是舍得投入，还是会很快出成绩的。

    面对苏良宇挥舞着的上千万人民币，接到标书的相关企业士气大振只用了半年时间，攻克了无数难题，拿出了让苏良宇满意的产品。

    在相关企业赚得盆满钵盂的同时，苏良宇也把小试和中试的设备总体投资从六千万减少到不到五千万。

    经此一事，苏良宇和南湖科技园在盛京的电子工业行业一炮打响，被无数相关企业视为大号土财主。

    随着南湖科技园在盛京逐渐扎根，园区的一些情况也渐渐的流传了出去，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时，科技园的技术人员同制程设备供货商之间的互动交流越来越多，很多业内人士知道了芯片实验室的全年研发经费高达六千万元的事实。

    无论梁远还是苏良宇，都没想到这件事情给盛京电子行业带来的冲击，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截至新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在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上，对集成电路项目累计投资约为24亿美元，若是除去整体引进生产线所花费的资金（注1），用在科研上的实际费用不超过6亿美元。

    半个世纪，六亿美元，这个星球上还有比这个更扯淡的数据么，就算国内技术人员智商超过1000，面对这种局面也肯定是束手无策。

    由于共和国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都是全套引进，连日常维护维修都和国内的相关企业无关，不同于普通国企八十年代末才开始亏损，九十年代中后期步入破产倒计时，国内的制程设备生产商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在苦苦支撑。

    之所以没闹到下岗职工那样人尽皆知，也是因为从业人员学历较高，转产能力强悍，随便接些不务正业的私活，好歹还能对付活下去。

    接下了南湖实验室五成订单的盛京科学仪器厂，曾是国内最知名也是最大的集成电路制程设备供应商，自七九年改开，国家坚定走上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的道路之后，盛京科学仪器厂每况愈下，八六年的全年订单加起来还不到二百万元，若没有苏良宇这个插曲，按照历史的轨迹，盛京科学仪器厂到了新世纪,将从集成电路制程设备生产商，沦落成生产农业大棚自动施肥设备的科研企业。

    可以说苏良宇的这份订单，暂时的拉住了无数即将掉进深渊的盛京集成电路制程设备生产商。

    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话不单对个人，对企业也是十分适用。

    在八、九十年代，共和国被砍掉的科研项目车载斗量，难以计数，国内技术人员的清贫是外界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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